离卦教，明末清初民间教门，与震卦教、坎卦教等同属八卦教（收元教）的分支。 康熙年间（1662—1722）河南商丘人郜云龙创立（一说为乾隆元年[1736年]创立)。在清代，离卦教是八卦教中建卦历史久、独立性强、传教时间长、实力大、影响深的教派之一，并几乎与清朝相始终。它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中均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给了封建统治阶级极大的震动和打击。本文仅就清代前期离卦教的起源、性质、发展变化，及其与一些反清武装起义的结合诸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离卦与八卦教
在谈及离卦教的起源时，自然要涉及刘佐臣的八卦教。
据档案记载，清顺治年间，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师承京畿红阳教首领、太监魏子义，改名“刘奉天”，在家乡创立五荤道收元教，“分八卦收徒党”[1]，这就是八卦教的由来。据说他“传于南方郜姓，又传于清丰县人秦姓，又传于曹县王姓”[2]。其中清丰县人秦姓，因资料不足而难予以考证；曹县王姓，实为山东菏泽县人王清容，震卦教的开山祖师。而所谓“南方郜姓”，即指河南商丘县人郜云陇，他受命执掌五荤道收元教（乾隆末易名为八卦教）中的离卦，成为离卦教开山祖师。
由于档案史料阙如，郜云陇的生卒年月还不太清楚。但从离卦教的活动状况和有关记载，我们推断他从事宗教活动的年代，当在清顺治末至康熙中叶，基本上和刘佐臣相始终。
据郜云陇的后代、生活在嘉庆年间的高道远（郜添麟）供词，郜云陇“原是山东单县老刘爷（按即刘佐臣）的门下，那老刘爷原是弥勒佛转世”。他祖籍河南商丘县金家楼，从刘佐臣“得道”，自号“透天真人”。[3] 郜云陇任离卦长后，他和他的子孙世代执掌离卦，并尊刘氏家族为总教首。刘佐臣大约死于康熙四十年（1701）前后，他死后，子刘儒（如）汉掌教。此时，郜云陇的儿子郜晋中也继其父任离卦长。乾隆元年（1736）以后，郜晋中之子郜从化充任离卦长，奉刘佐臣之孙刘恪为总教首。郜从化掌教期间，离卦教势力扩大，这表现在：第一，郜氏家族集体从事传教活动。郜从化之子郜大、郜二、郜三不仅随父人教。而且积极从事传教活动。郜从化一个人就招收赵重、田继承、贾茂林等七人为徒，郜从化的徒弟、虞城县人陈霞九也在河南和山东招了四名徒弟。第二，活动范围扩大。陈霞九在山东招收徒。一事，标志着离卦教的势力已从河南扩展到了山东。第三，离卦教与八卦中其他各卦联系加强。乾隆二十二年坎卦头目孔万林到河南商丘县买卖土地，与郜三不期而遇，两人一见如故，随即到郜三家商谈教务。两人一致认为，郜大愚笨，郜二言谈、相貌不及郜三，而陈霞九亦年老多病，于是决定由郜三即郜建福接任离卦长。[4]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郜建福正式成为第四代离卦长，郜氏家族不仅奉刘佐臣曾孙刘省过为总教首（刘恪大约在乾隆二十年前后死去，其子刘省过继续执掌五荤道收元教），而且从经济上大力资助刘氏家族。据档案记载，刘省过“家道殷实”，有数处田庄、数十顷地，还存有12000多两白银。据说，他这些巨额白银中从离卦郜大处获得的即达近 2000两，占其总数的 l／6。[5]与此同时，郜云陇的另一支后代郜告文（又称郜生文），在山东、直隶一带传教，这一派势力很大，“凡有在教者，均称为‘南方离宫头殿真人郜老爷门下’” [6]。乾隆三十六、七年，郜生文和郜建福先后被清廷处决。经此打击，郜从化二子一支迁居高金家楼相隔数里的高家楼，改为高姓，尊郜二（高二）为总教首，暗中继续传教。乾隆五十二年，郜建福的侄子郜巩固传习离卦教案发被发配边疆为奴；五弟郜鸿福受牵连而在河南监禁身亡；其子郜添麟因祖、父们习教而屡屡遭受镇压吓破了胆，于当年秋天举家迁居山东聊城县东关外，改为高姓，名道远。郜鸿福之子郜添佑也改姓高名继远，他于嘉庆二年（1797）也举家搬到山东与其兄同住。高继远与高道远两支此后继续暗中进行传教活动。高道远后来充任离卦教长，在山东单县、莘县收了刘陇士、丛学珠、靳清和、靳中和等多名徒弟。高道远死于嘉庆十六年六月，其堂弟高继远接任离卦教长。郜姓另上支郜生文死后，其子郜与、孙郜坦照也继承其父祖事业，在直隶继续进行传教活动。这样，在乾隆末期至嘉庆前期，离卦教就分为河南商丘郜姓、高姓和山东聊城高姓三支了。
由上可见，郜氏离卦教的传承关系如下：
郜大（郜承福）
郜云陇－郜晋中－郜从化……………… 郜二（郜得福） 郜巩（郜拱）
郜三（郜建福） 郜添麟（高道远）
（四子从幼夭亡）
郜五（郜鸿福）郜添佑（高继远）
郜生文一郜与一郜坦照一郜东来
乾嘉时期，离卦郜、高两姓及其弟子们广泛传教收徒，教派势力急剧扩大。但为了避开清廷耳目，离卦教有了许多新的名称出现：离卦教、无为教、无为救苦教、八卦天门教、先天教、离卦黄阳教、大乘教、金丹八卦教、一炷香教（又称一炷香离卦教）、义和门教、如意门教，等等。
关于离卦教的组织形式，目前我们知道的还比较少。就现有材料来看，离卦教内把传教之人称为“当家”，其子被称为“少当家”。还有秋仕、麦仕的名称，它们的具体职责似乎可以从震卦教中看出。据档案记载，乾隆中叶，震卦“从教的人内有给予秋、麦、全仕、点火等名号。秋是托生秀才，麦是托生举人，全仕是托生进士，点火是专管出钱人的姓名单子，用火烧了使阴司记账”[7]。教首在徒弟人教时，一般将他们分为三等。清代档案说：教徒人教后，教首郜氏又给每人一个纸糊的油漆盘，盘分三等：盘内画太极图者为下等，来生可得人身；画太极图并画蝴蝶、花草者为中等，来生可得温饱；画太极图又画龙虎者为上等，来生可以富贵。又给每人一个红布对联，上写“大道呼吸传天下，龙子龙孙进龙棚”字样。[8]
自郜云陇开始，离卦教的宗教活动是：
传徒跪香，紧闭四门，耳为东方甲乙木，眼为南方丙丁火，鼻为西方庚辛金，。为北方壬癸水，不许乱听、乱看、乱说，传授心法歌诀，又口授真空八字……每日朝太阳吸气咽沫。入教时先给教师钱文，名为根基钱。每年春秋两季送给教师钱文，名为跟帐钱。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同教见面各骈食指、中指往上一指，名为剑诀，以作暗号产这里的“真空”八字是指“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字真诀。另外，郜云陇教徒弟“每日朝太阳吸气咽沫”时，鼻内出气，口内吸气，早向东方，午向南方，晚向西方，一日三次朝太阳磕头。朝太阳磕头时，口内要念“真空”八字真诀，遍数不限，或念18、27、36次，最多者为81次。再者，这里的“根基钱”、“跟帐钱”实为教徒人教的会费，这些钱干什么用呢？高继远一语道破了其中奥秘。他说，教徒交纳根基钱、跟帐钱，“说是（教首）给他们在佛祖处所祈福，其实是（教首）吃穿花用了”。高继远本人就是因为“贪图敛钱才接充离卦的”。[9]郜云陇后代的子孙在传教时还要点燃三烛香，供奉三碗茶，令教徒跪地叩头，并口念誓语：第一学好人，尊当家；第二皈依佛、法、僧，皈依三宝向善；第三再不开斋破戒，违者身化脓血。教徒人教交纳根基钱后，教首把教徒的名字写在一张单子上，然后用火焚烧，声称此单可直达无生老母处，教徒死后即可迅即回归天宫，与无生老母同享无穷之乐。
离卦教大约在乾隆年间开始崇尚武术。乾隆中后期，随着社会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农民反抗活动日益频繁和逐渐向较大规模发展，一方面，某些经常为农民起义所利用的秘密宗教组织开始致力于组织武装；另一方面，民间武术团体也需要获取一个摆脱贫困境界的思想武器。这样，在民间，传教和习武就开始走上了结合的道路。离卦教的习武正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离卦教平日做完宗教活动后，教首教授徒众拳术、棍棒。他们的拳术套路堪称一家，对民间宗教各教派的习武活动影响很大。
从以上离卦教的传教宗旨和该教的宗教活动内容，我们可以看出：郜姓世袭家族始终把持着离卦教，其教权实行世袭制；该教是一个以传徒敛钱为目的的宗教迷信组织，丝毫没有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因素。当然，这并不排除离卦教在条件成熟时，成为下层群众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组织形式。这里所说的“条件”主要是以下两点：第一，当教首适应社会阶级斗争形势，其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下层群众反对剥削、压迫的愿望时，离卦教就可以成为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组织形式；第二，当教首为个人野心所驱使而利令智昏时，离卦教也会成为反对封建统治滑稽剧的导演者。
在清代，离卦教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清初到乾隆三十六年，是离卦教创立和发展时期，这期间郜姓家族的传教活动达到了鼎盛。这已从前面的叙述中得到证明。第二阶段，从乾隆三十七年到道光十五年（1883年），是离卦教的鼎盛时期，这一阶段，离卦教不仅内郜教案迭起，而且还和湖北收元教、天理教成为农民起义的一面重要旗帜。它多次进行了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英勇斗争，为使清朝的统治由鼎盛走向衰败做出了贡献；但是，郜姓家族却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土崩瓦解。第三阶段，从道光十五年至清末，在多次教案后潜伏下来的郜姓家族中的郜分人士和离卦教的一些教徒继续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和捻军、义和团并肩战斗，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下面只谈清代前期离卦教的几次教案。
二、离卦教的几次教案
有清一代，郜氏家族和离卦教因传教收徒被清廷破获而引起的教案，几乎都集中在清朝前期。具体而言有：郜氏家族传教案、刘功传教案、孙维俭传教案。尹老须传教案和明天教导演的“登极闹剧”。
（一）郜氏家族传教案
乾隆三十六年，郜生文在传教收徒时被清政府查获逮捕，后被处决。其子孙郜与、郜坦照继承父祖事业，在山东、直隶继续暗中传教。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河南临颖县查获了传播“邪教”之谌梅、李孟炳等六人，并在谌梅家中搜出震卦长王中所传“逆书”，从而导致王中被捕。乾隆帝从地方官吏上呈的“逆书”中看到有“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钓周朝八百秋”二语，认为“俨然有自居太公兴周之意”。于是立即下令，要对这个“大逆显然” 的案件“彻底严究”。[10]山东巡抚徐绩在审理案件时，从王中之徒王振的供词中了解到王中与总教首刘省过的关系，随之逮捕了刘省过。刘省过在审讯中被迫交代出河南商丘县人郜大弟兄是其祖父教中支派。据河南巡抚何煟的奏疏说：
据刘省过供：该犯邪教以八卦立号分支，商丘之郜大、虞城之张姓系离、良等卦为首之人，郜大曾送刘省过银一千九百五十两。[11]
清廷获知此消息，如获至宝，于是顺藤摸瓜，迅速逮捕了郜氏四兄弟。经过严刑审讯，郜大（承福）、郜二（得福）拟绞，郜三即郜建福斩立决，郜五即郜鸿福因未查出有在教和传教活动而未给处罚。经此打击，郜氏家族统领的离卦教表面上沉寂了十来年，实则暗中以更加隐蔽的形式进行传教活动。
乾隆五十一年十月，清河南地方官吏在搜捕段文经余党（段文经反清案下面再谈）时，抓获了一名叫郝润成的离卦教徒，他供出了郜氏离卦教在此前活动的蛛丝马迹。据河南巡抚毕沅说：
现据郝润咸供出离字教总头目高二，住河南高家楼地方，传习拳棒。
毕沅虽然知道高卦教首郜二早已于乾隆三十七年被处决，这里的郜二已经不再是郜得福了，但他深信郜氏家族还在作乱，于是逮捕了郜二的儿子郜拱和郜二五弟郜五。经过审讯，没有查出郜拱和郜五传教活动。最后，清廷草率完结此事，以“虽讯无踵行邪教情事，但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未便容留本地，致使日久余孽复萌”为名，将郜供发配两广“烟瘴地方充军”，郜五监禁在河南。[12]
嘉庆十八年九月，高继远案发。当时，清廷在查获山东金乡天理教徒崔士俊后，逮捕了高继远。并从高继远的口中得知，其兄高道远在世时亲收己妻高田氏、媳高王氏为徒，高道远于嘉庆十六年病故。于是，清廷将高继远、高道远子孙“迁徙”，高田氏、高王氏及高王氏的儿子发往边疆。“自此高姓无人，其教遂散”。道光十年四月，高田氏、高王氏自配所回籍，高继远案中漏网徒弟靳希卜（中和）前往高氏家中探望，并“起意借高田氏等为名，重兴前教，召集旧党杨本立等煽惑收徒，敛钱渔利。高四氏等“允从”。靳希卜自称执掌天盘，规定凡拜师人教，用黄裱纸开写姓名焚烧，名为“天盘挂号”。教中徒弟都要将所敛得钱文交到靳希卜手中，“捏称达知老教主保佑来生富贵”。[13]道光十三年正月，山东曹州府官吏逮捕了杨本立，并按照杨本立的供词，捕获了靳希卜和高田氏、高王氏等，随后上奏清廷，获准将他们处决。
（二）刘功传教案
刘功又名刘恭，直隶清河县人。据河南武安县离卦教首施老头子即师来明的供词，刘功“中身胖面有须，年六十多岁”，“系离卦教总头目”[14]又据直隶南和县离卦教首杨遇山供词，刘功系郜生文之孙郜坦照的徒弟。[15]由此看来，刘功约生于乾隆三十年代后期，乾隆末或嘉庆初拜郜坦照为师，习离卦教。他聪明能干，人缘也好，传教能量颇大。由于郜与、郜坦照父子不热心经营离卦教业，这就给了刘功成为离卦教实际上的总教首和传习离卦教提供了条件和场所。但是，因刘功在嘉庆十九年被捕时以生病不能说话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审讯，未能留下供词。这就给我们深入、全面了解离卦教在乾隆末年和嘉庆前期活动状况带来了障碍，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不过，我们从现有的档案材料中，还是能够了解出刘功传习离卦教的一些活动。
据档案记载，刘功在传教中向教徒传授“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字真诀和“后有一祖叫收元，名唤折金驾金船，怀揣日月先天气，袖吞乾坤把道传”四句“灵文”。他统领的离卦教还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教仪：
按每年立春、立秋、立夏、立冬日期在家上供，名为四季祭风。正月十五日为上元，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至期上供，名为三元，可以祈福消灾。
祭祀时，刘功又向教徒口授“进全供一桌望圣慈悲”等祭文，接着用红纸书写后焚化，称为“升单”。他还赐给教徒一些单字（如“丰”）作为记号，让他们在填写人“升单”内，声称这样就可以升到天宫，与无生老母团聚。[16]刘功先后收直隶清河县人吴二瓦罐、马勤和马万良等多人为徒，并鼓励他们独立收徒，此举被称为“开法”。
刘功的弟子们遵照刘功的指令，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广泛收徒，人数“多至数千”，“南北各有八股”[17]。他们在嘉道年间酿成了两起重要教案，引起清廷的震惊。
嘉庆十九年初，刘功在清廷镇压天理教的过程中被逮捕，后在押解途中去世（很可能是刘功自知传教案情罪重，先以生病不能言语为由而拒绝回答清廷官吏的讯问，后在押解途中自杀）。
（三）孙维俭传教案
孙维俭是直隶矩鹿县人，嘉庆初年拜吴二瓦罐为师，习离卦教。吴二瓦罐，名叫吴洛兴，直隶矩鹿县北关人，曾拜刘功为师习离卦教。嘉庆初年，为躲避清廷耳目，他将其所传习的离卦教称为好话教，又叫无为教。吴洛兴令人教之人“点香叩首，教以道学，并呼吸运气之法，口称学就即可成佛作祖”，他给教徒的“宇片”上写有“南方高卦透天真人郜老爷门下字样”[18]。吴二瓦罐在直隶钜鹿县离卦教内有很高声誉，被尊称为“老当家”。孙维俭在教内是吴二瓦罐的得力助手，该教的骨干分子。嘉庆五年，吴二瓦罐传教案发，本人被杖责后递解回籍。由于吴未将孙维俭供出，孙成为漏网之鱼，继续暗中传教。
嘉庆六年，孙维俭从同教人手中看到一本道家讲修炼的书《性命归旨》，感到此书对自己立教骗钱极为有利，又从祖传手抄《护道榜文》中的“大乘”字样受到启发，于是酝酿成立新教。不过，此时他还是尊崇郜氏为教主。据档案记载，嘉庆十二年正月，孙维俭和杨遇山一同拜见郜坦照，将从教徒手中敛得的钱文交给了郜与父子。不久，孙维俭脱离了离卦教，而将钜鹿一带的离卦教（又称好话教）改名为大乘教。该教声称，人若闭目运气，使性命呼吸相通，今生可知病延年，来生必有好处。入教者，每人要送给孙维俭二三千文，称“买道钱”；每逢初一、十五日，都要赴孙家焚香礼拜。不几年的工夫，孙维俭和他的徒弟李景福、李经等人共收徒弟达1600多人，势力遍及直隶许多府。州、县。孙维俭还与当地的坎卦头目李荣、王忠等人相联系，并从他们手中收取银两，从而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但孙维俭并未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经过冥思苦想，他托言为清朝统治者建盖“列圣佛堂”和修尼山祠字，打着清朝历代统治者（即“列圣”）的旗号，一方面欲使该教取得公开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可借机愚弄百姓，以骗取更多的钱财。此招果然灵验，仅一年多的工夫，孙维俭就从徒弟手中敛得4．8万两白银。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他依然被告发传习邪教，受到直隶总督温承惠的审讯。特别是清廷在他住所查获了为乾隆帝查禁缴销的《护道榜文》后，更加重了其罪过。最后，孙维俭被判处绞刑，其师、徒吴二瓦罐、李景福等被发配边远地区充军。
不久，大乘教的漏网分子刘帼名，公然对抗清廷，以大乘教既有《护道榜文》，不该称为邪教，决定和官府辨明此事。于是，他找到李景福的姻亲张九成（又名张小猴），一同商议此事。张九成看过《护道榜文》后说，榜文内只载圣旨，并无皇帝御用之宝，此不足为据。现应私刻御宝铃盖，才能使人信服。经过一番策划，刘帼名和张九成终于借得一副明代诰轴，又将轴内“制法之宝”篆文描出，请人仿此刻成“御宝”，然后将其盖在《护道榜文》之上，由刘帼名派人携带进京申辩，以期为孙维俭等平反。嘉庆十七年三月，清廷查获此案，逮捕了刘帼名、张九成等人。刘帼名死于狱中，张九成于嘉庆十九年正月被凌迟处死。
（四）尹老须传教案
道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直隶怀庆府城门外张贴有一个署名为解培玉的揭贴。揭贴内控告清河县杜家务村人尹老须“欲聚阴魂大战，谋为叛逆”之事；揭贴内还开列了尹老须“所传之人姓名，均有村庄住址，悉系直隶、山东地方”。道光帝获此消息，立即指令山东巡抚琦善等人选派得力员弁“分赴各路，不动声色，各按村庄住址密查，有无尹老须等其人”。[19]倚善接旨后，立即派人审查了尹老须及其子尹明仁，随后在奏折中称，尹老须系“因掘藏致富，并无习教不法交结匪人之处”[20]。这就是说，尹老须只是一个传教骗钱的人，对清廷不构成任何威胁。但道光帝对此极不满意，又连下数道谕旨，称“近来匪徒故态复萌，实堪痛恨，必应密速查拿，认真办理，以期净绝根株”[21]。在道光帝的再三督令下，清廷终于弄清了尹老须传教案的基本情况。
尹老须于乾隆六十年拜直隶南宫县人田荩忠为师入离卦教。由于他潜心修教，其笃实精神很受田的赞赏，于嘉庆初年被介绍给刘功。刘功向尹老须传授“真空家乡，无生父母” 的八字真诀；又传授红阳教的“三阳说”：“无生老母留下九十六亿儿女，以前青阳劫内燃灯佛收去二亿，红阳劫内释迦佛收去二亿，现在白阳劫内弥勒佛要收十亿”[22]。这是用“白阳劫当兴”来鼓动尹老须对清廷的不满。
嘉庆十八年冬，刘功见清廷搜捕“邪教” 的气氛十分紧张，自知来日无多，难逃法网，于是秘密来到尹老须处，将离卦教务交给他接管，并告诉他：离卦教处于衰势只是暂时现象，日后必有南阳佛出世，届时离卦教当兴。这实际是暗示他时机成熟时以南阳佛的面目重整离卦教。
刘功死后，尹老须牢记刘功的教诲，承担起了兴复离卦教的重任。尹老须为了诱使平民入教，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圣人，据说他“耳有白毫，臂有肉龙”，自称“南阳佛”[23]他规定教徒入教，必须交纳数十文至数千文不等的根基钱。教内还有“升单”。“书丁”之说。所谓“升单”，就是他把刘功传授的“进全供一桌望圣慈悲”的祭文，当着教徒的面用黄纸书写后焚化，以示升至天宫；所谓“书丁”，就是教徒在交纳根基钱后，尹老须将他们的姓名写在一本册子上，作为日后“论功行赏”的根据。他在教中还创立“朝考等场，黑风等劫名目”[24]。所谓“朝考等场”就是“邪教开场考选，谓欲以此定上天之序也。……推原其意，盖欲即人教之久暂，验馈送之厚薄，观存心之诚否，而所尤重者惟在传徒之多寡，俾所传之徒又各传徒，极之盈千累万，各有统属，而即以传徒多者为上等”[25]。所谓“黑风等劫名目”，是利用红阳教的“红阳劫尽，白阳当兴”之说，意为红阳和白阳两劫相交之际，将有黑风黑雨、水火刀兵等灾厄，人们欲避免此灾惟有入教。尹老须的这些措施和办法颇有成效，二三十年间他的教徒多达数千人，势力蔓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尹老须本人也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富豪。
尹老须势力的兴盛，引起了其他一些教派的不满和嫉妒。孙维俭的徒弟萧老须就是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别是他看到自己的几个徒弟投奔了尹老须，向尹贡献根基钱，真是义愤填膺，于是令人在怀庆府门前张贴揭贴揭发尹老须“谋逆”。尹老须案发后，道光帝极为重视。道光帝认为，尹老须虽然没有“谋逆”行动，但是聚众千人，势力蔓延三省，这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势必会影响清朝的统治。于是，将尹老须凌迟处死。
（五）明天教自编自演的“登极”为帝案
这出闹剧是由离卦教徒马进忠导演的。马进忠是直隶清河县人，其祖父马勤和继父马万良都是刘功的徒弟。刘功死后，其徒吴得荣接管清河县离卦教务，并将清河一带的离卦教改名为八卦教，自任总教首，马万良任乾卦长，独自传教收徒，他除了在本地传教外，还与同教孙步云前往天津收徒，先后收张学恕、张学忠、李朋年等十二人为徒。
道光元年（1821），吴得荣被清地方当局逮捕处死，侥幸逃得性命的马万良吓破了胆，于是把八卦教首的职务让给了言语灵巧、会造歌词的侄儿马进忠。马进忠最初也习乾卦，并与八卦中的坤卦有联系，所以该教中“并有坤卦旗帜”。他掌教后，因八卦教屡次犯案，而将其易名为明天教，以讲明天理为幌子，“传徒惑众”，“其始称数十人，继称百余人，迨后又称人数众多”。[26]马进忠在教内自号为“圣人”。
道光三年五月，直隶地区因水灾歉收，人心浮动。马进忠感到这是取代清朝统治、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良好时机，于是以为刘功、吴得荣“抱屈”为名，开始大造反清舆论。他同马万良商议后，捏称刘功是尧王转世，马万良是舜王转世，自己是禹王转世。按照历史上尧舜禹禅让的原则和顺序，如今该由自己执掌天下了。六七月间，马进忠与教徒乔大志等人决定分别聚众造反，并计划于十二月十五日乘人不备，突然袭击临清西门，进城后先抢占文武衙门，“封官制炮，纠人编号，派捐米石”[27]，再回兵强攻清河县城。随之再北上京师。
为了使这次造反合法化，马进忠于十月初一日在山东馆陶县教徒刘允中的家里，亲自主演了一出“舜”“禹”禅让、自己“登极”做皇帝的闹剧。当天，有30余名教徒会聚刘允中家。屋里摆着桌子，上设供品。开始时，马万良坐在中间，身着黄袍的马进忠说了一句：“请老主让位”，马万良立即走下座位，让其坐下，然后众人向马进忠磕头，并起了“天心顺”年号。“登极”典礼至此宣告结束。接着，马进忠封马万良为明天教主，刘允中之女刘氏、侄媳李氏等九人为“三宫六院”，又封刘允中等人为将军、六郜尚书、丞相、护国军师，还设有七十二贤、十二差官名目。
十一月二十一日，马进忠与刘氏成亲，正式完成了“皇后”的“册封”。二十四日，他头扎红绸，身披黄袍，同“皇后”刘氏一同“衣锦还乡”，并口称“圣人回家转道”。二十八日，回到清河老家。他的大肆招摇惑众的举动震惊了同乡，于是“就有人说他是邪教”，向官府告发。[28]马进忠获知消息，又急又怕，一方面赶紧叫刘氏将黄袍、黄白旗絮在棉祆里，另一方面又与刘允中等教徒紧急磋商，准备尽快闹事。但是，他的举动还是慢了一步。不等他有所行动，他和300多明天教徒即被清朝地方当局逮捕。经过严刑审讯，清廷将马万良、马进忠等20余人凌迟处死。这样，一场由马进忠明天教自编自演的“登极为帝”的美梦迅速地破灭了。
三、离卦教的几次反清斗争
习教与“谋逆”本无必然联系；但在封建社会中，由于阶级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两者的关系又密不可分。这正如清道光年间地方官吏黄育楩所说：“谋逆之原，由于聚众，为教首者又惑以劫数，诱以逆书，复以符咒迷人，而同教自乐从逆矣。”[29]这就是说，当社会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广大下层群众迫切要求摆脱贫困地位时，教首们利用宗教迷信组织群众，就有可能把离卦教变成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组织形式。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当教首为个人野心所驱使而利令智昏时，也可能利用离卦教导演一些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武装斗争。以下简要叙述离卦教的几次反清斗争。
（一）段文经、徐克展率众突袭大名道的事件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直隶爆发了段文经、徐克展率众突袭大名道的事件，对清廷震动极大。这是八卦教自创教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有记载的公开的武装反清斗争。
段文经原是大名道的“皂头”，直隶广平县人。根据档案资料分析，他先入离卦，后拜山东馆陶县震卦教头焦玉坤为师，习震卦。[30]徐克展是直隶元城县人，在本县充当快头，他系段文经之徒。段、徐二人曾向河南虞城县麻孟村人李老五学习拳棒[31]，并自乾隆四十年代起就在大名一带传教。
段文经、徐克展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显示其独立性，把直隶大名、广平和山东冠县、馆陶一带的离卦、震卦和巽卦组成八卦会。[32]段文经等在八卦会内“分布八卦”，以治病祈福和习学拳棒为名，“引诱多人”[33]。段文经还为八卦会制定了严格的教规，教内徒弟每天必须烧香磕头；每逢初一和十五两日，教徒都要“哄三盅清茶，朝上磕头，说是代免灾难，也有咒语”[34]其中所传咒语有的并无政治内容，只是祈求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保佑大家吉祥幸福；但有的咒语却公开声称要驱逐妖魔，定于戈。实际上这是为反清制造舆论准备。教徒入八卦会还要交纳根基钱，钱数多少不等，自数十文、数百文至数千文。段、徐二人还尊奉刘省过的长子刘洪为精神领袖，他们将从教徒那儿敛得的银钱，派八卦会的骨干吕栋亲自送到在山东单县监狱里的刘洪手中。[35]
这样，段文经、徐克展在直隶大名一带就拥有较强的势力，随之萌发了反清的念头。段文经在组织武装暴动之前，派自己的心腹吕栋将自己亲笔写的一封信送给刘洪，信中有一句话说：“文经心里至明，稳坐大名，心思已定，忠心不退”[36]，表明了他要占据城池为王的野心。吕栋看到“逆词”心中害怕，不敢传递，转送同教秦法祥阅看。秦法祥看后，心中同样恐惧，立即将原信烧毁。
暴动前，段文经和徐克展经过磋商，请阴阳家、离卦徒邢士花为军师，并代为占卦，决定于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正式举行暴动，要手下徒弟去各地纠集同伙；届时，再派徒弟去单县监狱劫夺刘洪，将其安置在大名府，[37]以号令八卦会中各派。后来，段文经为急于实现自己的野心，突然决定早日拿下大名府，将暴动日期改在七月十四日晚。
随后，段文经、徐克展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和郜署。他们把段文经的心腹许三家作为暴动的中心，将预先私自制造的刀枪器械用秫秸包扎好运到许三家，参加暴动的八卦会众们也齐聚许三家。七月十三日晚，段文经、徐克展在许三家发出了“杀官劫库，救刘洪”[38]的号令。十四日夜，段文经、徐克展率领50多名离卦教徒，手持刀枪器械拥如大名县衙门，砍死知县家人、监夫、刑书等16人。这时，大名道熊恩绂听到喊杀声，立刻前来指挥家人把守库门。慌乱之际，有一名离卦教徒张君德向熊砍了一刀，接着又有几名教徒也举刀乱砍，于是熊恩绂倒于血泊之中。这些暴动参加者随之又到元城县，砍开监门，释放狱中囚犯。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些囚犯不肯出狱。暴动参加者们正在无奈之时，忽然看到大名、元城两知县督兵前来擒拿，二县典史也率狱卒前来保护监狱。此时，段文经、徐克展看到暴动已被挫败，再无回天之力，赶紧抢夺几匹马，砸开大名县北门，砍死守门兵丁三人后落荒而逃。清地方官吏在清理现场时，于道署厢房内“搜出匿犯五名、草帽三十九顶”[39]。随后，清廷又抓获了7名在逃的暴动者，从他们的口中才得知此次暴动是由段文经、徐克展领导的，于是立即上奏乾隆皇帝。乾隆得报，十分恼怒，连下数道谕旨，声称要将暴动者“悉就拿获，以正刑诛，不可令其远飏，致稽显戮也”[40]。在乾隆帝的一再督令下，清廷先后抓获了吕栋、许三、郝润成等暴动骨干分子和暴动的领导者之一徐克展，但始终未能查清段文经的下落。不过，清廷在这次镇压暴动的过程中，仍有一巨大收获，这就是逮捕了刘省过的长子刘洪，从而导致了刘氏嫡系家族的灭亡。
清廷在镇压段文经、徐克展暴动后，先后逮捕了许三、王国柱、王八等5名离卦教徒，他们供称：“向随八卦会，会首系山东单县人刘洪，现在单县监禁。”[41]乾隆帝对此十分重视，再三指令要把刘氏家族一网打尽。接着，清廷抓获了刘洪的四弟刘四洪（永庆）。但刘四洪在清廷审讯时坚称，其二兄刘二洪（刘齐年）早已病故。乾隆帝得报，不相信此言，要地方官员彻底清查。果然，清廷从被捕的吕栋口中得知了刘二洪的下落。原来，刘省过在乾隆三十七年被清廷处决后，其妻和三子刘三洪（刘把）、四子刘四洪（刘永庆）被解赴京师，分配给功臣之家为奴；长子刘洪被判处监禁，遇赦不赦；二子刘二洪得知父兄消息逃出家乡。乾隆四十五年，刘二洪偷偷地回到了山东单县，从同教张世英口中得知其母和兄弟们在京为奴。于是，他与同教阎得山一同来到北京。刘二洪到京后，偶然想起父亲刘省过曾与前门外小椿树胡同的方中正相好，于是找到了方中正，并认其为义父，自己也改姓方名孝，开起了一座古董铺。随后，他又打听到三弟刘三洪在帅府胡同清伯爵鄂岳家为奴，其母和四弟刘四洪在东城帽儿胡同清副郜统果升阿家为奴，于是他又先后找到了其母和三弟、四弟，一家人暂时获得了团聚。
但是，刘二洪并不思安静，利用自己的刘姓教主地位与同教继续在京畿和直隶一些县份传教收徒。与此同时，直隶和山东的一些人卦教徒、包括段文经和徐克展在内，得知刘姓复起，也纷纷打着刘二洪兄弟的名义“在外招摇敛钱”。此事传到刘二洪耳中，刘很是恼火。按刘二洪的本意，他的传教只在于骗钱，并不想“闹出事来”，因此生怕段文经等有“不轨”事迹出现，使其“母子兄弟性命俱不能保”。[42]
清廷得此消息，如获至宝，立即派人将刘二洪、刘四洪兄弟及其母逮捕，并予以处决。刘三洪此前已随同补放外任的伯爵鄂岳赴闽，乾隆帝获此消息，立即指令闽浙总督常青将其“就地正法”。这样，刘佐臣的直系亲属至此终被清廷斩尽杀绝。
（二）天理教起义中的离卦教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天理教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天理教是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和直鲁豫三省以离、坎、震、兑卦为主的八卦教联合后而定名的一种新的教派。它的首领是自称“和孔圣人一般” 的“文圣人”林清、“李自成转世”的李文成和“武圣人”[43]的冯克善。其中，冯克善领导的武的集团（又称武卦），是天理教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反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冯克善是河南滑县人，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嘉庆十九年初被清廷处决。他父亲是个小商人，本人从小就随父亲浪迹江湖，阅历甚广。嘉庆二年，冯克善向离卦郜姓的再传弟子王祥学习拳法，后又向梅花拳教师唐胡子学习枪法，技艺日臻成熟，且力大无比，徒手搏斗时数十人不得近前。
嘉庆十六年二月，天理教首领林清在其徒弟牛亮臣的引见下，来到滑县，与李文成、冯克善结为刎颈之交。三人一致议定：李文成为八卦教首，震卦为八卦之首，约束其他七卦；由林、李共同执掌八卦；会后，三人在京畿和直鲁豫地区各自分别传教收徒，聚集反清力量。冯克善根据这一决定，此后在山东。河南大力发展武装，积极建立天理教的武的集团（又称武卦）。
乾嘉之际，京畿和直鲁豫三省有众多教派：震卦教、离卦教、坎卦教、红阳教、青阳教、白阳教等。其中，离卦教主要分布在河南的滑、浚二县和道口（这一带震卦教势力也很大，和离卦教不相上下），山东的德州、金乡、钜野、曹县、城武、故城等地，直隶的冀州、顺德、正定、南和等地。不过，离卦教当时并未统一，犹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每个地区至少都有一名教首，他们独自传教收徒，并教习拳棒，“传习义和拳脚”[44]。这说明离卦教在乾嘉时期已不单是一个教门，而是一个习教和习武合一的组织。
直、鲁、豫三省离卦教各支派中较有势力和影响的有：冯克善领导的河南滑浚二县和道口的离卦教，霍应方领导的山东城武的离卦教，宋跃隆领导的山东德州的离卦教，高玉爪和崔士俊领导的山东金乡的离卦教，赵步云领导的直隶冀州的离卦教和杨遇山领导的直隶南和县的离卦教。这些教派的存在，为冯克善最后统一武卦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冯克善的供词说：
（嘉庆）十五年二月，有滑县的书办同我连襟的牛亮臣，见我拳法内有八方步，他说：“你脚步是按八卦么。”我说：“你何以知道是八卦？”他说：“我本习的是坎卦，我所以懂的八卦。”我就谎他说：“我习的是离卦。”他说：“你既是离卦，我们是坎离交宫，各人行各人的好罢。”后来我就算了离卦，他就做了坎卦头。十七年四月，由我同县的霍应方与山东德州的宋跃隆素日相识，因宋跃隆要学拳棒，就举荐我的拳棒好，就约我到德州去与宋比拳，宋比不过我，同他儿子都拜我为师，入我离卦。后来，我又收牛亮里之子牛文成、浚县的李大成即李成进、滑县的熊自华、张九成为徒。他们又各人传徒，人数越多，就推我为离卦头目。[45]
就这样，冯克善统一了霍应方领导的山东城武的离卦教、宋跃隆领导的德州离卦教和河南牛文成、李大成等领导的滑浚二县的离卦教。而赵步云因为在河南道口经商多年，与冯克善相识，就归顺了冯克善。
直隶南和县人杨遇山是郜生文孙坦照之徒刘功的再传弟子。嘉庆十八年，杨遇山与天理教地王于克敬“交结”，不过他未参加天理教。
高玉爪、崔士俊都是山东金乡县人，系离卦教首高添麟的四传弟子。他们领导的离卦教在金乡县势力很大。但是，嘉庆十八年初，天理教的重要首领、李文成的弟子徐安国来到金乡传教收徒。他凭三寸不烂之舌，以“震卦胜于离卦”为名，说服了崔士俊等人，弃离归震。此后，崔士俊领导的金乡离卦教就成为一支震卦教了。
嘉庆十八年七月，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人在河南道口召开了反清起义前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九月十五日在京城和直鲁豫三省举行武装起义；分封了“三皇”、“八官王”、“六十四卦伯”。林清被称为“天皇”，总领天理教的四文卦（坎。震、乾、艮），被称为“文圣人”；李文成被封为“人皇”，是这次起义的总首领；冯克善被封为“地皇”，总领天理教的四武卦（巽、坤、兑、离），被称为“武圣人”。他的四武卦首领是：巽卦赵步云、坤卦高玉爪、兑卦牛文成、离卦宋跃隆。会议还决定，李文成先占据河南，冯克善攻克山东，最后李、冯和林在京城会师，共同赶走清朝皇帝。“三皇”之外，每卦又立一宫王，离宫王是王道隆，他管辖的地区是河南卫辉、彰德和直隶的顺德、正定四府。
道口会议后，林、李、冯分别返回各自地区，聚集徒众，准备武装起义。这年的七月，崔士俊在金乡城西茂林椎牛、设酒享客达八昼夜之久。他还自称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并开科取士，铨选官吏。这热闹异常的场面震动了金乡县令。金乡知县吴楷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崔士俊，并火速向清廷报告，请兵前来擒捕肇事者。这一事态不仅隔断了京畿和山东、河南天理教徒之间的联络，而且也使各地附属于天理教的各教派陷于慌乱之中。高玉爪、宋跃隆也均因当地教徒人数不多，力量不足，而未能参加这次反清起义。而赵步云因为一次和冯克善赌博时分赃不均，两人变了脸。这样，天理教的四武卦只剩下了牛文成领导的一支兑卦。
嘉庆十八年九月初，冯克善领导的离卦教徒和李文成的弟子、天理教兵马大元帅宋元成领导的震卦教徒，突然袭击河南滑县，拥立李文成，竖起了反清大旗。随后，这支兵马又先后攻克了浚县和道口。直鲁豫三省一些地区例如山东定陶、曹县和直隶长垣的天理教徒也发动了小规模的武装起义。天理教起义后，清廷立即发兵镇压，采用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迅速镇压了直鲁豫三省的天理教起义。接着，嘉庆皇帝派直隶总督那彦成率兵进攻河南道口。
道口在这次起义的大本营滑县西北十八里，是天理教的重要据点，由天理教“武圣人”冯克善亲自领兵镇守。此时，冯克善看到滑县和道口已成孤立据点，很难守住。于是，决定利用向清兵发起进攻之机，带领牛文成等500人，前往山东寻求救兵。嘉庆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以冯克善领导的、离卦教为主的起义军主动向前来镇压的清军发起攻击。清军统帅那彦成派清将杨遇春、格布舍分路迎战。清军在枪箭的掩护下，用马队冲锋，官兵继进。起义军英勇还击，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仍复向前抵拒，双方自已至酉酣战了五个时辰（约十个小时）。冯克善乘混战之机同他的徒弟牛文成、李大成带领500人，出道口西门往山东方向冲杀，与官兵连打三仗，不能突围。于是，他让牛、李二人率残部返回道口，自己“跃马大呼，左右冲击”。清军诸将不能抵御，杨遇春亲自迎战，两人大战许久，冯克善杀开一条血路，“独骑白马，持大刀，弃滑奔山东去”。[46]
冯克善出走的第四天，即十月二十七日清晨，那彦成、杨遇春指挥一万多名清军分七路进攻道口。留守道口的徐安国率领一万多名由离卦、震卦组成的起义者奋勇抵抗，终因力量薄弱，道口失陷。
冯克善奔往山东以后，十一月初十日，他在景州焦马庄找到了宋跃隆，拟再发动起义声援滑县。但由于九月初清廷的严厉镇压，宋的一些徒弟向清政府自首，宋表示手下人少，力量单薄，难以在短时期内起事。冯克善觉得自己未能完成任务，无颜再见李文成，就准备到山西蒲州、解梁一带发动教徒，再图起义。不幸的是，当他十一月十九日走至直隶献县三角村时，为知县侦知逮捕，被解往北京。
冯克善在清廷的严刑审讯中，受尽了皮肉筋骨之苦，但为了保存起义军及其家属，利用“谎供”、“混供”和“捏供”作为对清统治者斗争的一种手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清廷的计划部署。嘉庆十九年正月冯被凌迟处死。
道口陷落后，气焰万丈的清军，立即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滑城。留守滑城的起义军兵马大元帅宋元成。军师牛亮臣、武卦中的兑卦王牛文成、离卦王王道隆等团结一致，指挥起义军奋勇抵敌。城陷后，起义军依然斗志昂扬，毫无惧色。男女老幼，人人是战士，处处是战场。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都在进行激烈的争夺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滑城最后被清军占领。牛文成、李大成的身躯被熊熊烈火吞噬，王道隆和许多离卦教、震卦教徒牺牲。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它在嘉庆初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清朝统治推向下坡路。从此，清朝统治的危机已无可挽救，进入了彻底衰败的阶段。
（三）离卦教的变种——先天教的反清暴动
道光十五年（1835）三月初，山西省赵城爆发了曹顺领导的先天教暴动。这是清代前期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武装暴动。
先天教渊源于白莲教系统内八卦教中的离卦教。嘉庆二十一年（1816）二月，山西忻州人王宁因离卦教屡遭清廷镇压，于是“附会龙华经内‘无生老母立先天，收源结果凭查号’之语”，创立了先天教，又名收源（元）教。王宁本人在教内被尊为“总当家”，该教“每年四季之首做会敛钱分用”[47]，完全是一个以敛钱为目的的宗教迷信组织。当年秋天，先天教被清廷破获，王宁等主要首领被绞决。
此后，表面具结改悔的王宁之徒韩鉴，又在赵城一带重兴先天教，发展教徒。道光二年（1822），韩鉴收曹顺为徒。道光十四年（1834），韩鉴因年老力衰，将教权交给曹顺掌管。曹顺掌教后，一改教内只知敛钱渔利的做法，利用当时的社会矛盾，[48]引导教徒走上武装反清的道路。他自称“释迦佛转世，能知人前生”[49]，“信服者益众”[50]。
道光十五年（1835）二月，曹顺与其徒秘密策划暴动，并定于当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在平阳府、霍州、洪洞县、赵城四地同时起事。不料，三月初暴动机密失泄，赵城知县杨延亮下令捉拿曹顺等人。瞬时，形势异常紧张。曹顺和他的徒弟经过紧张磋商，决定提前暴动，并预先派人把住交通要道，截阻清廷来往文报；又封韩签子韩奇和徒弟张汉斌为领兵元帅，攻打赵城，然后分头攻取霍州和洪洞县城，再合兵攻取平阳府。
三月初四日夜晚，韩奇率部分暴动参加者由赵城西面城墙坍缺之处爬进城中，与早已等候在城内的暴动参加者里应外合，迅速攻进了县衙，将正在酣睡的知县杨延亮及其母、妻、子女、幕友、家丁、婢女共13人杀死，攻占了赵城。
接着，暴动者兵分两路，向霍州城和洪洞县城进发。初五日中午，四五百名暴动者来到了洪洞县城，正待攻城时，城上清军施放鸟枪，暴动者被迫退避，“夜间复至，又经击退”，攻打洪洞县的计划破了产；同一天的下午，另一路约有300余名暴动者，“头系红蓝绸巾”，放火攻打霍州城小南门，也被清军和当地乡勇击退。[51]当日晚间，有几个从霍州和洪洞县败退回来的暴动者，将暴动失利的消息报告了曹顺。曹顺听后立即惊惶失措地逃命，其他暴动者也放弃了赵州城。三月二十二日，当他和几名暴动者在山东曹州府观城县一座破庙中躲避时，被巡查的清兵提获。曹顺被解至赵城，在杨延亮墓前被“摘心致祭”。
曹顺暴动的消息震动了清山西地方当局。在巡抚鄂顺安的命令下，太原镇总兵台费音派参将白凤池等率兵500名、马队100名，于初七日前往“督剿”。但清兵未到，这次暴动已告失败。
曹顺领导的先天教暴动失败后，该教的吉甫清潜入地下，秘密传教收徒。几年的工夫，先天教又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振兴[52]。
嘉、道时期，除了上述几次规模较大的反清起义和暴动外，还有一些属于白莲教系统教派领导的武装起义。但由于它们的规模较小，所以影响亦都不大。不过，从中看出，在民间宗教和农民革命两大运动错落交叉中，披着宗教外衣的反清起义（或反清活动）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有理由认为，从乾隆中叶至鸦片战争的60多年间，白莲教已成为农民起义的一面重要旗帜。（原载《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收入本文集时，内容略有增加）
[1]戚学标：《鹤泉文钞》卷下，《纪妖寇王伦始末》。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军录》），《秦学曾供词》。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以下简称《朱批》），道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山东巡抚钟祥奏折。
[4]参见庄吉发《清代乾隆年间的收兀教及兵义孤》，载《大陆杂志》第六十三卷第四期。
[5]《朱批》，道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山东巡抚钟祥奏折。
[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郜编二《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页。
[7]《朱批》，《王礼供词》。
[8]《朱批》，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山东巡抚琦善奏折。
[9]《朱批》，道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山东巡抚钟祥奏折。
[10]《军录》，《高继远供词》。
[11]《朱批》，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河南巡抚何煟奏折。
[12]《军录》，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抚毕沅奏折。
[13]《朱批》道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山东巡抚钟祥奏折。
[14]《军录》，嘉庆十九年正月，朱勛等奏折。
[15]《军录》，嘉庆十九年正月，章煦奏折。
[16]以上引文均见《军录》，道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曹振镛奏折。
[17]《清宣宗实录》卷二一二、二—一，道光十二年五月癸酉、乙卯。
[18]《军录》，嘉庆五年五月十九日，直隶总督胡季堂奏折。
[19]《清宣宗实录》卷一九三，道光十一年七月癸酉。
[20]《清宣宗实录》卷二0四，道光十二年正月丙寅。
[21]《精宣宗实录》卷二O八，道光十二年三月辛未。
[22]《军录》，道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曹振镛奏折。
[23]《清宣宗实录》卷二O四，道光十二年正月丙寅。
[24]《清宣宗实录》卷二—一，道光十二年五月丁未。
[25]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三。
[26]《清宣宗实录》卷六十三，道光三年十二月庚申。
[27]《清宣宗实录》卷六十四，道光四年正月丁丑。
[28]以上两段引文均见《军录》，《马万良供词》、《马进忠供词》。
[29]黄育楩：《续破邪详辩》。
[30]《朱批》，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直隶总督刘峨奏折。按，段文经虽然从离卦改习震卦，但据清代档案记载：“段文经党羽，向习离卦教”（《朱批》，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二日，福康安奏折）。所以，我们依然把段文经率众突袭大名道的事件，看作离卦教的一次反清武装斗争。
[31]《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六二，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壬寅。
[32]据参加突袭大名道的离卦教徒郝润成供词：“据说广平马头集、山东冠县，皆有同教”（《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六四，乾隆五十一年九月乙亥）。另据刘峨奏折说，山东馆陶县震卦教徒也参与了这次反清活动（《朱批》，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这说明，段文经的八卦会势力波及直隶和山东一些县份。再据刘峨的奏折：“审讯（被俘的八卦会教徒）张均德，据供：本年（乾隆五十一年）六月，段文经曾向我说，大名东南上约六七百里路，有个大湖，那湖中巽卦的人最多，大半是使船的。他（段文经）去年三月内曾到过那里。”（《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六九，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壬辰）这里虽然没有说，段文经到底搜罗了多少巽卦教徒，但是据此分析，八卦会肯定包括一些巽卦教徒在内。
[33]《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六四，乾隆五十一年九月辛巳。
[34]《辉录》，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二十九日，山东巡抚明兴奏折。
[35]据山东巡抚明兴奏折，刘洪“监禁囹圄，不知俊改，以教主名目屡次收受教 中余孽资助”（《朱批》，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六日）。这说明至乾隆末年，刘氏家族依然是八卦教中各卦的总教首。
[36]《军录》，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山东巡抚明兴奏折。
[37]段文经、徐克展此次率众偷袭大名道是以救刘洪出狱为名的，实际上这完全 是一个幌子，连乾隆皇帝也心存疑问，他说：段文经等“若果系欲救刘洪，自当在单县劫牢，何乃舍近就远，转在大名滋事？”（《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六一，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壬辰）
[38]《朱批》，《张君德供词》。
[39]《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六一，乾隆五十一年闯七月辛卯。
[40]《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六一，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辛卯。
[41]《清高宗实利卷一二六一，乾隆五十一年闯七月壬辰。
[42]《军录》，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十一日，永琅奏折。
[43]《故宫周刊》第202期，《林清供词》；《军录》，《秦学曾供词》。
[44]《朱批》，嘉庆二十年九月初三日，那彦成奏折。
[45]《军录》，《冯克善供词》。
[46]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五，《书滑县平贼事》。
[47]《朱批》，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抚衡龄奏折。
[48]山西省虽然一向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但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居民多从事经商活动，加之“风俗俭约，民家多有储蓄”（《清高宗实录》卷七八，乾隆三年十月癸未），故成为清廷统治的理想省份。乾隆以降，随着全国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激烈，山西也不断有“大伙强盗”出现。就在曹顺暴动的前数年，平阳府及霍州地方，“常有凶徒数十人或百余人不等，肆行抢劫”；赵城县也“有大伙强盗，几及百人”，抢劫钱店（《清宣宗实剥卷一八八，道光十一年五月辛酉）。
[49]《朱批》，道光十五年五月初四日，山东巡抚钟祥奏折。
[50]《军录》，道光十五年四月初三日．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
[51]《清宣宗实录》卷二六四，道光十五年三月庚午。
[52]《朱批》，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抚梁萼函奏折。
（资料来源：《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李尚英著，中国工人出版社)
